老榕树下的理发师

老赵是个理发师，专业理发四十年，却没有理发店。倘说有店，榕树下便是他的“店”，没有墙，仅一把藤椅，一台电风扇，一面镜子，外加剪刀、电推子、刮胡刀、梳子、围布等工具，和装修华丽的理发店相比，简陋得不像样。但前来理发的人络绎不绝。

前来理发的人中，老年人居多。有左邻右舍的邻居，也有赶圩的乡下人，多半是熟客。人多时，按先来后到排队，到谁谁就上，不争不抢，大家似乎也不着急，闲坐一块唠叨，抽支烟，下盘棋，享受春日的闲暇，等待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老赵忙得不可开交，却也是不亦乐乎，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和大伙儿打趣逗乐，笑声不断。榕树下的时光，充满温馨和欢乐。

每一个坐上藤椅的人，老赵都格外小心呵护，待如上帝。他系着围布，微躬着腰，左手拿梳子，右手是剪刀，端详对方一番，头的形状，头发的长短，发型的设计与脸型搭配，在心里勾勒出大致轮廓。“想要麻子发型哩？”“前面留长吗？”一番交流后，梳子、剪刀开始在头上飞舞，咔嚓咔擦，一撮撮细毛飘下，手脚麻利的老赵不几下便大功告成。功夫虽快，“作品”质量却上乘，少有人不满意的。镜子前，赞声四溢。老赵呵呵一笑，没因赞誉多收一分一厘。

我是老赵的熟客，且不是一般的熟。六岁那年，母亲拉着我的小手，绕过繁杂的文化街，穿过一条条窄深的小巷，来到榕树下，坐到了老赵的藤椅上。那时，他还年轻，不叫老赵。榕树下也不止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是一个好职业。他给我理了个特神气的发型，俗名：锅盖头。我在镜子前端详许久，内心得意洋洋，不时在小伙伴面前炫耀。

念大学后，离开家乡，好些年没有再见到老赵。我像许多城里人一样赶潮流，找专业理发师，入高档理发店，花高价钱，享受各种各样的时尚服务。可和地道的城里人相比，我仍显得格格不入。

现在，再回到榕树下，“店”还在，人已老，年近七旬的老赵，双鬓爬满了白发，手脚也不那么利索。但坐上藤椅，闭上双眼，耳朵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内心感受到一份安详和舒适。

喜欢来这里。很多时候，在街上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榕树下，看见他们，还有埋藏在心底里的记忆。他们或闲谈、或欢笑、或静坐、或思考，无所顾忌，没有虚妄和欺骗，一切都是生活所该有的面目。置身于此，浮躁的心平静下来，像经受了千百万次洗礼，纯净透明。

人说，老赵该退休了。当初在榕树下开“店”的理发师，有的租了铺面，把“店”搬了进去；有的另谋出路，干起了别的行当；有的早已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唯独老赵，始终坚守。儿女要接老赵到城里享清福，老赵摆摆手拒绝。他的血液融入这片土地里，如同大树的根扎入沃土，放不下、舍不得。他甚至担心，以后走不动起不来了，谁来接替自己呢？老赵接纳过两位徒弟，徒弟学成之后，不愿坚守榕树下，跑城里另起炉灶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他晓得这个道理，只盼徒弟多做善事，多积阴德。

街上的理发店总是涨价，从5元、10元到30元，速度比火箭还快。老赵不为钱所动，价格一直没涨，十年前是3元，十年后也是3元。“3元，不少了。”老赵掰着指头说，“一天十个人理发，就有30元，够用了。”事实上，贫穷户或老幼病残的人，他不收一分钱。遇到流浪汉，他也不嫌弃，免费帮理发。理发赚来的钱，除了补贴家用，几乎剩不了多少，曾经一起在榕树下开“店”的老伙计，大多建了新房子，买了轿车，日子过得宽裕。他住在两间泥瓦房，房子破了又修，下雨天根本无法住。可他心满意足，日子过得简单精致，如潺潺流水，悠然自得。

偶尔，老赵也上门理发。临水村的李发军因病瘫痪，在轮椅上坐了大半辈子。老赵可怜于他，每隔两个月便到家里帮他理发，二十年，不收一分钱，从未间断。还有，小镇有习俗，老人高寿仙逝，必须穿新衣、理发，方能下葬。给死人理发，沾晦气，理发师都不愿意干。唯独老赵，不嫌弃，随叫随到。给死人理发，他更细心、严谨，像在进行一项庄重的仪式。最后一程，让死者走得舒适，有尊严一点。

帮别人，别人快乐，自个儿也高兴，说到底，是帮自己。他说。

近些年，来理发的人越来越少，老赵经常一个人发呆，他想不明白，街上的理发店有什么好，价格贵不说，手艺也马虎，不见得比自己好。偏偏现在的年轻人，都爱往理发店跑，中毒了似的。他偶尔唠叨两句，但并无抱怨。即使只有一个人，他也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