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读到《“舆论”词源考证》一文。作者邓绍根为查考“谁最早使用‘舆论’一词”，引证了三部文献，分别是《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和《中国新闻学之最》。一番研索之后，作者指出，“舆论”词源的准确表述，应为《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
我很庆幸，得益于作者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舆论”词源的身世。可我也发现，这三部常为人引证的文献，对“舆论”词源的表述竟各不相同。其中，《汉语大词典》说，“舆论”出自《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称，“舆论”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没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中国新闻学之最》言，“舆论”一词见于《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为什么针指一词的文献记述，会存在从“魏志”到“魏”再到“魏书”的差殊？为什么同是一则引文，却出现了“设其傲狠”与“没其傲狠”的迥别？
有人说，这是学术——肯定后否定，否定之否定。我无意否认认识的客观曲折性，但该正视的是，如果一直以讹传讹，会否酿成历史的模糊？而当我们不能看见正确无误的历史，或觉得历史的面目有些颟顸，又如何踏上去往未来的路？
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这是一个崇尚快速阅读、倾向碎片阅读的时代。每天，都有取之不竭的信息向我们涌来，幸而有媒介选择的自主权，我们往往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媒介，阅读它们的文章。说实话，在信任稀缺的时代，这样的信赖，实在难得。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换这信任的，也许是人家的漫不经心。
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好不容易静下心来，细细读一篇网上的文章，正入迷时，却平白发现好些个错字。这感觉，就像喝一杯清茶，低头细瞧，才发现杯子里飘着一只苍蝇！前些时候，读一则微信公号的新闻，写的是我老家的事情，正是我所关注的，故事的脉络也清晰，可是，读了没几段，主人公“廖琴”突然变成了“蔡琴”，律师“王珉”却变成了“廖珉”，让我好笑又好气。
我当然知道，这事关“校对”，是个技术活，而之前的一件事，让我难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时，我应一个在中央媒体工作的朋友之请，写了一则短文，本想着自己已经反复打磨，纵使文章与报纸定位有所差距，也只需要微调小改就行了，而对文字，我是有信心的。可是，临到文章发表，我却收到了不下十余条信息，譬如“晴光万里”要改成“晴空万里”，“繁琐”应改为“烦琐”，“堑”应改为“錾”，以及“有没有‘礼生’这个词”等等，我惭愧不已，倒是朋友给了我台阶下：“我们的报纸得以汉语词典为主，若有读者反映出错，就会扣钱”。
在他们甚为严厉的罚错制度之下，我看到了一家传统媒体之所以“权威”的冰山一角：他们对“严谨、庄重、正规”抱持着敬畏之心。常言道，“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既要给人看、留作历史，怎容得马马虎虎、草草了事？
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也就是各家报纸都在紧锣密鼓做版的那个点，我在南方一家都市生活报的小会议室里，看到了几个伏案校对的人。只见他们手里拿着红笔，嘴里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深深地埋着头，一个字一个字地盯着报纸的清样看，但凡发现有疑惑或者错漏，就赶忙划圈记下，并交给其他同事去修改。
第二天，报纸出版发行后，他们又会聚在一起，抠字查错，以记罚分。不过，与前一日的如履薄冰相比，他们看起来要轻松得多——在那烟气弥漫的狭小空间里，怀着对历史和读者的敬畏，连续几个小时的字斟句酌，让他们的内心很踏实。
我因此坚信，不管多少年后，当人们再次查阅这份报纸，必定能从中清晰地看到过往，而不是被模棱两可的表述混淆了视听，使自己陷于莫衷一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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