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和伯父的“特护员”

我的伯父潘仁昌是一位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工作的人民教师。他性情柔顺，慈眉善目，与人相见时，总是未打招呼就先露齿笑起来。由于勤俭节约惯了，有条件添置新衣时，他都没舍得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长年累月就只穿着一件青色的中山装，胸兜里永远别着一支钢笔。

1989年，伯父从人民教师的岗位上退下来后，还没过上几天幸福安详的日子，疾病就开始侵袭他了。起先是脑萎缩，接着爬楼梯时不慎跌断了手臂，断臂还没医治好，又患上偏瘫，从此不得不卧病在床，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

我非常敬重伯父，因为他懂得富贵如浮云，唯有诗书继世长的道理。他特别重视子女的学习，即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也不会因为学费问题而耽误子女的学业。他的子女还没入学之前，他就对他们进行启蒙教学，教他们背唐诗。有一天晚上，他教他的小儿子背唐诗，我在一边玩腻了，也凑上去跟着他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伯父的小儿子性格内向，无论伯父怎么引导，甚至用扇柄打手，都不肯开口念。倒是我恬不知耻地大声跟着念，一会儿就把王之涣那首《登鹳雀楼》背了出来。伯父十分高兴，两眼放光地看着我，还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待见到我父母后，他向我父母极力表扬我是一块读书的料，弄得我父母像看到天上掉下一块大馅饼那般欢天喜地，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没出息的家伙，只会调皮捣蛋和睡懒觉。

但上了初中之后，我的成绩就严重下滑了，原因是我喜欢上了文学，上课偷看小说，还利用假期写了一篇狗屁不通的小说，被父亲看得直捏鼻子。其时伯父的女儿收到了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他得意非凡，买了一大块猪肉回来庆贺。我也十分清楚自己如再这样沉迷文学，来年的中考必定名落孙山，但一时又无法割舍得了文学，心里特别无助、苦恼、彷徨。看到伯父在厨房里喜滋滋地切猪肉，我便进去向他倾诉。可没待我把心中的苦恼倒出一半，伯父便止住了我，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不行，在学校里调皮捣蛋，不务正业，连教学楼楼顶都敢爬上去撒尿，成绩从没进过年级前30名。”我听得汗毛倒竖，大汗淋漓，大气不敢出，想不到伯父这么关心我，连我在学校里的行状都一清二楚。接下去，伯父谆谆教导我应该如何向老师、学校的规章制度妥协，如何用功。事隔多年，我已无法复述得出伯父那天对我的点拨、教化了，但我一直认为，在我一生当中，伯父那天的点拨和教化是最有力、最深刻的。在此后的人生际遇中，我屡屡有过犯边的念想，但总及时记起了伯父的点拨和教化。

我初中毕业考上中专之后，为感激伯父，跟他通过不少信，伯父都是有信必复。对于读书人，他永远都是另眼相看的。 伯父一辈子嗜书如命，家里藏书丰富，在没通电的那些年月，他就着煤油灯都要读书到深夜。有时他走路都看书，我一直怀疑早年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个走路看书入迷撞到了电线杆的人就是他。我参加工作之后，曾在一个镇政府的党办室写材料，写新闻稿。我在报上发表过多少篇新闻稿伯父都知道，因为他赶圩时总爱到镇文化站去翻报纸，碰上我写的新闻，他都要一字不漏地看完。

去年，伯父的孙子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他说到这样一件事：孙子小时候十分喜欢吃糖果，每次爷爷去赶圩时，他都希望爷爷买几颗糖果回来给他吃。但爷爷就是不给他买糖果，每次赶圩回来送给他的都是一本少儿礼物。我听后，深感伯父实在高明，竟懂得用这种方式引导孙子爱上读书。

伯父自偏瘫卧床到现在，已整整过去了十五个年头。十五个年头，在时间的长河里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用弹指一挥间来形容，但对于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来说，十五年绝对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伯父偏瘫之后，除了他第二个儿子（当老师的）偶尔抽空回去帮助洗澡之外，余下的服侍工作全由他最小的儿媳妇红英承担。

红英不是本地人，她的老家在东兰县某个地方。凡是从百色、河池、柳州等地下来的女子，我们这里的人都统称她们为“上方婆”。这些“上方婆”有的极其狡猾，骗了男家的钱就逃跑。红英被人带下来的时候，刚二十出头，人长得细脚伶仃的，脸色蜡黄，因听不懂本地话，总在一旁默默地坐着，好像有满腹心事的样子。这么一来，村里的人都认为她也是来骗钱的，争相劝说伯父的小儿子不要娶她，免得到时偷鸡不成蚀把米。但也有人怂恿伯父的小儿子娶她，有枣无枣都先打一棍试试。鉴于近三十了还娶不到媳妇的尴尬，伯父的小儿子也只好有枣无枣都打一棍子了，便把红英娶了回来。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红英既不要身价钱，也没有漫天要钱置办结婚用品，一切从简。自过门第二天起，她就操持起了家务，什么工作都做，起早贪黑，勤快得像一个农村大妈。

待红英会说本地话之后，我便问她为什么要远嫁到我们这里来。她说她那里穷山恶水，干旱，就只适宜种甘蔗，每年砍甘蔗简直要把人累死；那里的青年人都不干活的，只知道聚众饮酒、赌博，她极其看不惯，因此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了长大后一定要远走高飞；当有本地人给她介绍对象时，她一概不答应。听了这话，我对她生出了几分佩服来，俗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想不到她一个弱女子也很小就有了远走高飞的志向。

红英是很会服侍人的，当年伯母在世的时候，家里有两个病人需要她服侍，我们既听不到被服侍的人有半句怨言，也听不到服侍的人有过半句怨言。

伯父现在已九十高龄，精神状态还相当不错。别的病人卧病在床都是越长越瘦的，但伯父刚好相反，他越长越胖，简直变成了一个大胖子。这都得益于红英的悉心服侍、照顾。

每次回到乡下老家，无论多忙，我都抽空到伯父的床前坐坐，跟伯父说说话。伯父虽然卧病在床长达十五年，但思路还相当清晰，依靠床头的收音机，他通晓国内国外要闻。谈古论今，他也能如数家珍，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最近我见到他时，他哑着嗓子对我说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习近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了。”

有时我也问起他的“特护员”红英对他服侍得好不好、周到不周到，伯父虽然手脚不便，但他仍竭力朝我竖起了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饿了送粥送饭，寒热添衣减衣，从来没有误过。如果没有红英这么悉心照顾，我认为自己早成了一堆黄土。”听了这话，我除了感激红英之外，还庆幸伯父有一位这么好的特护员。

这些年来，我参加过玉林市精神文明办、玉林市文联组织的“道德模范在身边”“尊老敬老孝媳妇”“见义勇为好楷模”创作团队，走访过全市不少地方，替不少人写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从来没替红英这个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尊老敬老孝媳妇”写过半个字，心里总觉得遗憾，基于这一原因，特写下此文，以抹平心中的遗憾。（潘雄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