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与文学有缘

□梁水华

   鄙人语不惊人，貌不出众。有一日，一位初次与我相识的姑娘看了我的作品后，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说：“嗨，看不出你能写东西！”我听后有点怅然若失。真是阴差阳错，我一生竟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自幼丧母，历经“文革”时又被戴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说法，即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成份的子女，父亲曾经是个“坏分子”。我父亲“坏分子”的帽子实在戴得冤枉和荒唐。1964年，我父亲与生产队的一位朱姓粮食保管员吵架时说要杀了他（实际上连指头都没有碰到）而被抓走后，由法院宣判为“杀人犯”劳改5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屈辱困惑中长大的。

   也许是“逆境出人才”吧。那时的我读书比一般孩子刻苦，成绩优秀，但是由于“根不正、苗不红”，我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回家干起了“修理地球”的行当。在那段心灵最空洞、最凄苦的成长日子里，是文学给了我成长的甘霖。那时候，我熟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还经常翻山越岭四处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文学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因为借书时与人家书主人说好在规定日期内看完后归还，所以要在繁杂辛苦的劳作之余拼命地赶时间看。

   因为有了文学的底子，在当时贫瘠的农村精神生活里我就显得很“富有”。大队组建“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我这个能写能唱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居然由几十名贫下中农民主选举出来担任宣传队队长。我集队长、编剧、导演、主要演员等角色于一身，接触到更多的书籍和接触观察到更多的人和物，写作就成了我的一种爱好和优势。

   当时我受到的最高礼遇是光荣地参加了玉林县治理南流江工程建设，凭着我的文学和文字功底，我在治江工作中写了快板书《基干民兵薛绍才》在《南流战报》上发表并且在工地的高音喇叭反复播放，这是我迈上“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大约是1976年间，玉林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和玉林县文化局从全县抽调10名业余作者，其中有钟扬莆、苏荣模、康圣清、周汉强、何每等人和我，组成编写组参加《广西民兵斗争故事集》（玉林县卷）的收集、整理、创作、编写等工作。当时我们村的一名大队干部以为是招工或招干，欲以其儿子顶替，便对当时打电话到我们大队的文化馆的谭老师说我有政治问题，问是否可以换其他人参加？当时文化馆的谭老师回答得既干脆又幽默：我这里是抽调人来写文章的，不是担泥，如果是担泥，你随便换个人来都可以。真是：有心学文学，无处话凄凉！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8年，玉林县文化馆的一位钟姓老师出于同情和爱护，介绍我到其姐姐所在的单位玉林县土产公司当日工（后分在果品食杂公司）。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的处女作《公社书记大寨回》（诗歌），刊于1978年的《玉林县文化》，接着是《一字之缘》（小说）刊于容县文化局主办的《绣江》，《望哥一眼也心甜》《两颗红心紧相连》也刊于次年的《绣江》上。小粤剧《百年大计》参加玉林地区戏剧评选会评比。正是这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习作有力地鼓动和诱发了我的文学梦。

   牛刀小试，我在玉林地区文学艺术界崭露头角。我的第一篇获奖作品是《父子泾渭两分明》（诗歌）获县级玉林市第一届“土地杯”二等奖。自此，细心的读者慢慢注意到有个作者叫梁水华。

   1990年初，说不清是心血来潮或是突发奇想，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给素不相识，当时担任广西区文化厅厅长的周民震老师写了封好多页纸的长信，阐述我当时对文化、文艺工作的看法、体会和意见。同时附上一篇人们怀念焦裕禄，抨击官僚主义的小小说《梦》。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时身居要职的周民震厅长竟亲笔给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业余作者写了封两页纸的回信。信中言辞恳切，既肯定和感谢我对文化、文艺工作的一片热情，又鼓励我要多深入生活，了解社会深层，相信将来必定有宏大的作品问世。还表示把我的小小说《梦》转给广西日报。

   功夫不负有心人。自那以后，我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小品、民间故事、对联等作品先后在各级报刊上露脸和演出评比中获奖。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玉林市文联利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金田》杂志结集出专刊“玉林文学六十人”，我的小说《相对无言》刊于其中。

   文学成了我一生的追求，并且给我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如今虽然我已经退休闲赋在家了，但是我依然热爱读书并以写作为乐。